正当治理整顿工作进一步推进时，1988年末至1989年初，在若干大城市特别是在北京，极少数人利用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失误和人民群众对物价上涨的焦虑，以及对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党中央充分肯定胡耀邦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在中央举行悼念活动期间，极少数人借机散布谣言，蛊惑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北京发生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其他一些城市也发生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犯罪活动。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分析研究事态发展，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已经摆在面前。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指出这场斗争的性质。但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仍煽动群众占据天安门广场，继续进行各种非法活动，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于6月4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北京和其他大中城市很快恢复正常秩序。这场斗争的胜利，捍卫了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维护了社会正常秩序和人民根本利益。

　　这场政治风波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国际国内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正如邓小平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　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国际环境来看，资本主义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度过危机，在新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下，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决策的严重失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陷入相当严重的困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影响到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因而产生了“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实行“和平演变”，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政治风波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和社会思潮煽动起来的。从国内环境来看，在一段时间里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在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同时，未能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针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但没有受到遏制，反而愈益发展以致泛滥。

　　这场政治风波，促使党更加冷静地思考过去、现实和未来。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对中国乃至世界都高度关注的中国向哪个方向发展、走哪条道路的根本问题作出明确回答。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没有错；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没有错。我们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邓小平认为，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总结了改革开放十年来的经验教训，为政治风波后中国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鉴于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所担任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了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江泽民在全会上指出：“这次中央领导机构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多次郑重提出：现在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这个核心，就是江泽民同志。他强调：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全会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决、全面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一手抓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一手抓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全国政治局面迅速趋向稳定，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思想战线出现新的转机。

　　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的情况下，1989年9月，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的这一请求，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认为，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他多年来一再提出的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与会同志对他身体力行地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的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经过党的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这对于保证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党在政治风波中经受住了考验，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邓小平指出，这次暴乱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起来。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下大力气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

　　1989年8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1989年秋冬和1990年春，各级党组织对在政治风波中的重点人和重点事认真进行清查、清理，以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其后又在全党进行了做合格共产党员的教育，以及党员重新登记工作。同时，严格党员标准，培养吸收企业、农村生产一线的优秀分子入党。

　　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方面，为了帮助县处级以上党政干部在复杂环境中明辨是非，把握正确方向，着重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的教育，并使之经常化、制度化。按照中央的规定，凡进入领导班子的成员，都要经过相应的党校学习，其他领导成员也要定期到党校接受轮训。

　　经过对政治风波的反思，党中央强调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坚决同腐败现象、腐败分子作斗争。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全国各族人民的眼睛盯着我们，看我们能不能拿出惩治腐败的实际行动来。”198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要求从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做起。在制止腐败和带头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方面做群众关心的七件事。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这些举措的实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为了解决党的领导受到削弱的问题，党中央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基本制度决不能动摇，任何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政治组织都不能背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同时，党中央在领导体制上进一步调整党同国家政权机关和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的关系，陆续恢复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和文化组织中被撤销的党组，加强企业、农村、高校党的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

　　党重视加强对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邓小平在分析政治风波发生的原因时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讲思想政治教育，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来克服“一手软”的问题。1990年至1991年，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中共党史的学习教育，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及国情教育也越来越受到各方面重视。思想教育制度和工作方法得到恢复和改进。

　　党还加强了对新闻舆论战线的领导。1989年11月，江泽民在中宣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发表讲话，阐明了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要求报纸、广播、电视做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反对绝对的新闻自由。会议提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发挥舆论的正确导向作用。

　　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促进了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创造了重要的思想政治条件。

　　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美国政府和国会发表声明，对中国政府进行污蔑和攻击，并宣布一系列“制裁”措施。7月，西方七国首脑和欧洲共同体会议宣布对中国中止高层政治接触，延缓世界银行贷款等。此后不久，国际形势接连发生重大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华浪潮和国际上不绝于耳的唱衰中国的论调，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保持稳定和坚持改革开放，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关键是自己要搞好。他告诫说，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根本点就是要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对这股逆流要旗帜鲜明地坚决顶住。国际舆论压我们，要泰然处之，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只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

　　1989年9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坚定地表示：“企图排斥、孤立中国是很不明智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任何经济制裁，都丝毫不能动摇我们振兴中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信念。

　　为了扭转局面、争取主动，党和政府确定20世纪90年代初期外交工作的两个重点：一是开展睦邻外交，稳定和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二是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恢复和稳定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

　　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体力行，积极开展外交活动。1990年至1992年，中国同印度尼西亚恢复外交关系，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中印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中国同沙特阿拉伯、新加坡、以色列、韩国建立外交关系，顺利实现了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过渡，并同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和东欧国家建立或发展了正常关系。到1992年8月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54个。中国还成功争取到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在北京召开。中国没有因西方国家的“制裁”而被孤立，反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采取政治与经济结合、官方与民间结合的方针，推动日本率先于1990年取消对华“制裁”。随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也相继取消对华“制裁”。到1991年底，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回到正常轨道。

　　美国带头“制裁”中国，但也逐渐意识到孤立中国未必符合自身利益。1989年7月至12月，美国总统布什两次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来华进行沟通。在中美关系最困难的阶段，邓小平指出：“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同时，中方继续以着眼于大局的远见卓识，积极同美方进行沟通。海湾危机爆发后，为得到中国在海湾问题上的支持，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改善两国关系。1993年11月，应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其间，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正式会晤。

　　经过努力，中国有效应对了1989年政治风波后的种种外部挑战。西方国家的“制裁”没有达到使中国屈服和孤立的目的，反而最终被打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坚定地朝着全方位方向发展。

　　政治风波后，党中央把一度被延误的治理整顿工作重新提上日程。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确定在遏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从1989年算起，用三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的任务。这一阶段治理整顿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以启动市场、争取经济适度发展为侧重点；第二步是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上来。

　　在治理整顿期间，老百姓的“菜篮子”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1988年，国家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建立中央和地方的肉、蛋、奶、水产和蔬菜生产基地。经过治理整顿，过热的经济明显降温，国民经济保持适合实际的一定增长速度，供求平衡矛盾明显缓解。人民群众关心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初步缓解，市场秩序明显好转。1992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宣布，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基本完成，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可以如期结束。

　　在治理整顿期间，“七五”计划所规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指标到1990年底绝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提前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

　　改革开放持续推进，并在一些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是深化改革具有标志性的举措。1990 年 12 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1991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这两家交易所的运营实现了股票的集中交易，形成了全国性的沪市、深市两个证券交易市场，推动了股份制的发展。1990年10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并引入期货交易机制，成为中国期货交易的开端。沪、深两个交易所的成功开业及期货交易机制的引入，向世界发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将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的强烈信号。

　　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是扩大开放的一项重大举措。浦东是指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川杨河以北紧邻上海最繁华的外滩的一块三角形地区。这片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土地，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有效开发，是一些人眼中的“烂泥渡”，与繁荣的浦西形成鲜明对比。1990 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这是党中央全面研判国际国内大势，统筹把握改革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由此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几十万建设者开进浦东，架桥筑路，建厂造楼，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浦东新区在长江出海口崛起。这不仅促进了上海的迅速发展，而且对长江三角洲以及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随着治理整顿任务和“七五”计划的胜利完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